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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美国冻卵的上海女人

发布时间: 2019-08-27? 来源:本站原创 作者:admin

  她们首先要做一个独立的人,她们还想做一个负责的妻子,称职的妈妈,孝顺的女儿。每一个社会角色,她们都想要做好。她们想要完美。这是一个关于安全感的故事。选择冻卵的女性,平均年龄在33岁左右。其中有一半来自金融圈,另一大人群是名人和网红。我们访问了几个上海的高知女士,她们“果敢坚决”,做的每一个决定,都是为了做自己的主人,攥紧自己人生的掌控权。

  7月的一天,贝拉为此跟母亲吵了一架。那天,母亲说有个合作伙伴,让她去对接一下。贝拉郑重其事地加了对方微信:“期待一起合作。”对方一头雾水,向她坦陈:自己是被告知来相亲的。贝拉很生气,她不排斥相亲,但她排斥的是“饥不择食”。

  还在美国留学时,催婚就开始了。母亲每周跟她通话都旁敲侧击,暗示“今天去参加×××婚礼了”,“最近心情好累啊,看到别人家都有小孩,可好玩了”,甚至开始在电话里委屈地掉泪。她担心女儿生育能力下降,“孤单什么的倒不是问题”。

  被催急了,她就告诉母亲:不就是想要个孩子吗,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,我去把卵子冻上。母亲听后反问:不如直接做个试管,培育个龙凤胎?——先找个人把婚结了,感情嘛,可以培养的。

  直到她开始感到身体上衰老的痕迹,尽管她才27岁。一天清晨,贝拉起床照镜子,惊恐地发现,自己脸上长了人生的第一颗痘。她自小皮肤好,白里透红,读书时用水洗一下就出门,从没长过痘。这颗痘像一枚隐藏在身体里的炸弹,一下在她脑子里炸开:衰老开始了。

  类似的症状像烟花一样,在她生活里噼里啪啦地同时炸裂,提醒着她身体的种种变化。她的皮肤开始变差;偶尔熬夜到两三点,第二天起床身体会很累,脾气暴躁,想骂人;工作太累,有时会偏头痛,记性也不如从前;从来例假没感觉的她,现在也开始感到难受了。

  贝拉很长时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恐慌从四面八方涌来,她开始担心成为“剩女”——她对男女感情向来冷感谨慎,朋友有时开玩笑会说她孤独终老。这个问题,现在开始露出了一点点尖锐的锋芒。母亲的话:再不结婚,以后生孩子会有困难的。

  贝拉举了个例子来描述自己的心态:我从小是不怕虫子的,但爸妈一直告诉我,虫子是咬人的,从此我害怕虫子,但我其实连虫子都没摸过。他们一直告诉我,你到30岁就是剩女了,就贬值了,我知道这个观念挺傻的,但身边全是这样的信息,万一线;记录生理期的APP,充斥着年轻人不孕不育的帖子——这会让她胆战心惊。生活中时不时也发生这样的事,她知道朋友里最年轻发现问题的,才23岁。反观一下自己:常年熬夜,常年吃外卖。也许就是下一个中招的人。

  贝拉家庭宽裕,起点颇高,即使不用太大力气,她也能轻松地过完一生。但这种先天条件,反而给她带来压力,她不想靠家里,希望自己早日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,证明自我价值的意愿十分强烈。

  她一边帮家里做一些商务工作,一边筹划自己的创业项目。同龄的朋友很多已经工作四五年,走上人生正轨,贝拉留学回来后,不愿落人后,觉得压力很大,无暇顾及其他。

  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,最不缺的就是优秀的人。竞争和对比无处不在,她们见识过光鲜亮丽的人生样本,反向压迫到自己身上。她们害怕,害怕衰老,害怕孤独,害怕一事无成。

  生育对于女人的价值生育在婚姻中意味着什么?徐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,是在一次相亲上。那时她35岁。对方是个45岁的医生,离过婚,见面时聊到之前的相亲对象,医生用一种鄙夷的口吻说:“她都38岁了,一个生不出小孩的人。”

  徐丽吃了一惊,在相亲的角力中,她的条件不差:上海本地人,在沪有两套房,股票玩家,一家大型外企的业务主管,刚读完MBA。但她从未想过男人可以这样评价女人:再过两三年她也38岁了,到时就是男人眼里的烂叶子。从那以后,对生育的焦虑渐渐追紧徐丽。她总会想起那个医生说的话,一边厌恶,一边恐慌。

  “我想千万不能到那个年纪,真的就是已经判死刑了。”这让她开始感到恐慌。我与她见面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,她挑的地方。她走路慢慢地,说话也慢慢地,偶尔夹杂一些英语词汇,语气很温柔,口音是上海人独有的软糯,言谈举止还散发着少女感。

  她几乎每周末都相亲,断断续续很多年。但35岁是一个明显的节点。在那之前,她还觉得自己拥有挑选的权利,在那之后,周围的一切都快速发生变化。生育对她来说,已经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了。最明显的变化是:她发现父母已经不再催婚,似乎放弃她了。

  今年年初,跨入4开头的年纪,徐丽用“hopeless”形容自己的心态。她感到压力前所未有地膨胀,时间太过紧迫,必须做点什么。焦虑之下,她突然想起七八年前听过的一个跟徐静蕾有关的词——“冻卵”。

  那时她30出头,在八卦新闻里偶然掠过这件事,觉得跟自己无关,没有太在意,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。她赶紧上网查阅资料,恰巧看到一期《与卡戴珊一家同行》中,39岁的卡戴珊透露自己已经冷冻了卵子,为以后还能再要孩子做准备。

  冷冻卵子,是从女性卵巢里取出健康的卵子冷冻,想要生育时再取出解冻。女性每个月只能自然产生一颗成熟卵子,卵子质量最高的年龄段在25岁到30之间,冻卵通过药物促使卵巢一次性催熟多颗卵子,取出冷冻,阻止卵子随人体衰老。

  成功率与卵子质量密切相关。目前的数据表明,25岁到35岁的女性冻卵成功率最高,超过35岁,即使在促排手段下,卵子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大打折扣。但这并不是绝对的,身体素质好的女性,即使年龄偏大,也有可能促排出数量和质量都不错的卵子。

  像抓住唯一的救命稻草,徐丽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。她筛选出一家国内可以做冻卵的公司,恰好碰见国外医生到上海参加答疑会(国内冻卵不合法,所有冻卵手术须在国外进行)。4月28日,徐丽参加线下答疑会后,立马做了决定,5月她开始吃药保养身体,下旬打针促排卵子。

  独立女性在冻卵的人群里,贝拉的年纪垫底。如果不是特殊原因,二十几岁的女性不会冻卵,不是对身体有害,而是没有必要,“二十六七你单身,冻了卵,也许过一两年就结婚了。”但这是冻卵的最佳年纪。对这个领域有多年接触和研究的邓絮阳给过一个数据:选择冻卵的女性,平均年龄在33岁左右。

  他是一家跨境辅助生殖机构的创始人。在中国,近五年他接触过500例冻卵案例,从去年开始有显著上升趋势,其中有一半女性来自金融圈,另一大人群是名人和网红。但贝拉很坚持,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她要用这项技术,换几年自由的时间。

  回国后的竞争压力让贝拉紧张。在美国工作,她的生活规律,甚至有些清闲。现在,她每天加班到10点以后,经常12点才能回家。因为一些职场小白的处事方式,贝拉常常怨恨自己。生意场上,她总是声称自己是应届毕业生,这样错误好像就可以得到原谅。她恨不得一天之内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女强人。

  高中毕业那年,贝拉给自己的人生做下规划:读书,创业,然后才是家庭。必须如此。她起初喜欢建筑,本科学了建筑相关专业,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商务谈判,研究生转修管理。上学时跟朋友搞过一个创业项目,失败了。

  要有自己的事业,必须如此。这是贝拉给自己定下的目标。小时候,妈妈给她找过好几个人算命,每个人都说,这孩子以后是亿万富翁的命。贝拉知道是个虚话,但暗地里把它当成目标,“至少是独立强大的女性吧。”

  她属于这样一类人:对自己要求很高,有时到了严苛的地步。负责的妻子、称职的妈妈、孝顺的女儿。每一个社会角色,她们都想要做好。贝拉说,她很羡慕身边的一个朋友,她事业有成,家庭也很幸福:“成年人不做选择,我真的都想要。”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,她愿意先做好第一步。

  贝拉很早以前就确定,自己一定是30岁后才会结婚的人,不管其他人怎么说。了解到冻卵之前,她回避这个问题。找到这个办法后,冻卵成为一个必须项,是人生规划顺利进行的前提。

  徐丽在贝拉的年纪,也是属于事业和奋斗的。她是一个自律的人,把时间安排得很满:工作、学习。领导赏识她,她卖力干活,30岁之前就靠自己的能力在上海买了房,然后是第二套。空下来,她学习经济知识,炒股赚钱,一年出国旅行一次。得知有朋友很年轻就患病,她开始有规律地健身,每天跑五公里,吃水果,喝柠檬水。

  她是个要强的人,不愿意在婚姻面前妥协。她觉得女人一定要有自己赚钱的能力,“如果没有钱,也许我很快就嫁了。”之后的一段感情断断续续维持七年,对方是个有钱的老板,但是脾气不太好,有一次在朋友面前当众指责她,虽然多年来一直想结婚,但还是分手了。

  37岁那年,徐丽差点就走进了婚姻。她交往了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男友,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当时徐丽正准备读MBA,对方希望她放弃。“他一直给我讲这个好浪费时间,影响生活。”徐丽说,她不理解为什么结婚一定要她放弃自己的规划:为什么要自己来做那个回家烧饭的人?

  她不顾男友意见读了MBA,两个人渐渐疏远了。“当时我确实很想结婚生子,但我父母从小教育我,应该独立自主啊,要工作出色啊,对吗,这个时候我就对婚姻有很多问号。”徐丽说,“毕竟在这个年代,在上海这个城市,要想完全依赖别人,还是不太可能幸福的。”

  婚姻恐惧杨雪发现自己不信任男人,是大学毕业那一年。她原本有一个稳定的男友,对她非常好,她一度考虑过跟他结婚。但那时杨雪的母亲突然被检查出癌症晚期,半年不到就去世了。“如果她没走我可能早就结婚了。”杨雪说,当时母亲已经认可这个男友,希望她按照多数人的轨迹去生活。

  但母亲的去世给杨雪冲击很大,改变了她的价值观:母亲30岁那年,因为父亲出轨,两人离婚,杨雪和哥哥由母亲抚养。杨雪一直觉得母亲深爱着父亲,此后几十年没再结婚。

  让杨雪感触最深的事发生在母亲患病期间,检查出癌症晚期后,母亲提出了一个要求:不要让他们爸出现。东方新经资料!她当然早已原谅他了,“我猜,她是不想让他看到她柔弱的一面。”杨雪说。

 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,母亲彻底倒下了,送到医院去,父亲终于得以去看她,母亲见到他的一瞬间就哭了,彻底失控。在杨雪的印象中,母亲几十年来独自抚养他们,一直表现得很坚强。

  杨雪曾经怨恨过父亲,替母亲感到不值。母亲去世后,她仔细考虑了自己和男友之间的关系,发现自己始终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感情中,过去每一段感情经历都是如此。她不想太早结婚,想顺着自己的心走,就选择了分手。后来遇见一个北京的女孩,两个人在一起,她说第一次体会到投入的强烈感情。

  “跟女生在一起我比较舒服,”杨雪说,父亲早年出轨,哥哥是花花公子的性格,带给她的影响很大,导致她对男人天然地怀疑。“我害怕失控,害怕爱上他后会受伤。”

  但从两年前开始,她突然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。她跟当时的女朋友郑重地提起这个问题,“我们生个孩子吧。”她对女友说。杨雪很渴望家庭,她渴望稳定的关系,她想要用自己的卵子,买精受孕,再用女友的肚子生下来,这样孩子跟两个人都有关系,是她们共同的结晶。

  女友敷衍地回答了她的请求:“没有这个必要吧,太麻烦了。”她至今没有跟家里人坦陈她的性取向,女友也是。

  一个孩子,意味着更多的解释成本。女友的反应让她很失望,她觉得她们的关系到达一个瓶颈,需要新的元素来激活,但显然女友并没有太长远的计划。后来她们分手了。

  杨雪还是希望有一个孩子。她今年34岁了,突然变得恐慌,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中年,生活和事业都理应到达一个高度。去年她离职,和朋友创立属于自己的公司,工作繁忙劳累,对于稳定家庭的渴望更强烈。她一个人住在上海100多平的房子里,有时觉得有些无聊。

  朋友的婚姻经历让她胆战心惊。徐丽的一名大学同学,立志在30岁时一定要完成婚姻大事,她身体不好,老公在经济上帮不上忙,怀孕期间只得拼命工作,她告诉徐丽:“我能不工作吗,生出来谁养?”孩子生下来,她又和老公打了三年离婚官司,为了摆脱对方,最终带着小孩净身出户。

  这件事让徐丽感到害怕。“我朋友衰老得特别快,因为太累了,现在外形就跟我妈妈一样。”徐丽感慨。她觉得自己还做不到为了婚姻放弃自我,见了很多相亲对象,始终没有人能给她继续走下去的勇气。

  30岁那年,大学同学聚会,同学们大多结婚有小孩了,徐丽观察她们每个人的状态,没有一个让她觉得是幸福的。有的抱怨痛苦的生娃经历,有的为孩子学区房头疼,有的事业很成功,但为了照顾孩子,出差必须当天飞当天返,过得十分辛苦。徐丽对比一下自己的生活,“觉得活得挺轻松的,一点也不羡慕她们的人生”。

  自由的感觉冻卵能带来什么?多少人会真正使用那些卵子,受孕的机会有多大,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对于多数选择冻卵的女人,最重要的意义是安全感。

  贝拉坦言自己是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。她寻找过问题的原因,记忆一直追溯到小学时代。父母生意很忙,经常出差,她经常被寄存到别人家里,这里住两天,那里住两天。寄人篱下的生活让贝拉养成小心翼翼、患得患失的性格。她担心主人不开心,不自觉地看脸色行事,洗过澡后,一定要把花洒和水龙头掰回原来的位置,“我尽量让自己像隐形人一样存在在这个空间里。”

  她在生活的很多细节上寻找安全感。周末在家,她可以花一整天时间做一顿精致的饭,再心情愉悦地独自吃掉,或者戴着耳机听城市导航,在上海弄堂里寻找有意思的小店。

  我们聊天时,她一直怀里抱着一个抱枕,后来换了坐的位置,她特意把那个抱枕也带过去。她喜欢去同一家餐厅吃饭,坐在同样的位置,吃同样的食物。固定的生活模式让她感到安全。她对感情十分谨慎,需要经过反复确认,才会付出真心。“我给自己堆了很厚的壳。”她说。

  2019年6月6日上午10点半,徐丽躺在了洛杉矶的手术台上。她心里很开心,准备这么久的一件事终于要结束了。

  她选择的是中美组合冻卵的方式,中国促排,美国手术。去美国之前,她在国内完成了促排注射工作——头两天护士上门帮忙注射,之后自己动手,注射位置是肚脐周围,必须在每天的同一时间,持续两周左右。飞机上,徐丽独自在摇晃的卫生间里完成了最后一次自我的药物注射。

  提前检查的结果是,她的卵子大概有13颗(一般20颗以上比较有保障)。医生最终给徐丽取出了15颗卵子:全部可用,超出预期。这意味着,徐丽不用做第二次取卵手术。

  她相当高兴,十分感谢给自己手术的医生,也感谢自己多年来的健身和饮食——同年龄的人,一般只有几颗卵子。结束后,她唯一的担忧也消失了,她不再担心在男性面前处于劣势地位。现在,他们彻底平起平坐了。

  手术后,她感到整个人都放松下来,被自信充盈着。在美国乘电梯时,她多次被外国人夸赞“beautiful”,多年来,她头一次被确认自己仍有魅力:年轻并不是美丽的代名词。

  徐丽在美国游玩了一周,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海湾地区很美,大人们在海里游泳,孩子们在海滩上玩耍,海鸥喜欢跟人互动,旁边球场有人在打高尔夫球。徐丽心情非常好,觉得人生充满希望。

  6月18号,在美国的最后一天,她去参观了洛杉矶的大学。在加州大学,她碰见了一名中国留学生,攀谈了一会儿。她觉得一切很美好,学校很漂亮,学生们有活力。她仔细地打听了美国留学的费用、录取条件和几率。打算以后让孩子也来这里念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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